原文：http://fossforce.com/2017/04/lin-desktop-linux-gpl-openness/
作者：Christine Hall
在 Linux.com 的文章中，通过使用诸如“限制性”和“病毒”之类的词语来描述GPL后，Linux基金会网站静静把文章从网站上删除了。
Linux 基金会不尊重 FOSS（自由和开源软件）。同样的，对于与企业无关的任何 Linux 用户也不关心，一以贯之的就是如此。现在看来，基金会也不太尊重 GPL，你知道的，这是 Linux 内核的许可证。对于透明度的理解他们似乎也不在乎。
2007 年我们中的许多人怀揣希望，那一年开放源代码开发实验室与免费标准组织合并之后形成了 Linux 基金会的，这个基金会是培育 Linux 和其他主要开放源码项目开发的顶层组织。拿我为例，我预计新组织的大部分努力将以企业使用 Linux 为中心，因为这是大部分使用 Linux 的地方，以及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我确实希望看到至少有那么一个新的基金会，能够在开发和营销方面努力支持桌面 Linux。毕竟，20世纪90年代桌面Linux的大热，目标就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把 Linux 带入企业。
我也预期该基金会是GPL的坚定支持者。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Jim Zimlin 自一开始就是基金会主席（他也是免费标准组织的顶尖人物），他决定去企业筹集经费，也几乎卖掉了一直在使用 Linux 的人，因为在那之前红帽已经下海了，并且这么做了。据我所知，Zimlin 和公司在基金会至少10年的时间里，没有花费超过50美分和十分钟的时间在桌面 Linux （的开发和推广）上。合作的广告商也没钱激励 OEM 厂商在台式机上预装 Linux。没有钱帮助发行商开发商创造更好的产品。就 Linux 基金会而言，桌面 Linux 用户和开发人员都是自己人。
当然，对企业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该基金会的十二名白金会员每年总共花费600万美元利用基金会影响 Linux 及其他开源项目的发展。十三名金牌会员额外增加了130万美元。另外，近三百名银牌会员每年支付5000到20,000美元，这样至少还要再增加150万美元。
该组织还表示，对“包庇型”许可证（如Apache许可证，原文这里是英文permissive，又译为“包容型”，“宽容型”，但因为这类许可证给专有软件开发者可以将开源软件专有化大特权，译者认为这样是“包庇”了侵犯自由的罪行，故译为“包庇型”，下同——译者注）的推崇，超过了“copyleft”许可证（如 GPL），而 GNU 和 Linux（Linux桌面发行版的两个主要组件）都用的是 GPL。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用户和开源的开发人员都喜欢（“包庇型”）许可证，使他们能够将代码用于专有项目。
什么是不可理解的或可以接受的呢，这让人联想起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在21世纪头十年对 GPL 所用的那些污名化的指称（比如说 GPL 是“病毒化传播”的——译者注）。
3月23日，Linux基金会在其网站 Linux.com 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公司使用开源开发方式的五项法律风险》的文章，该文章由基金会的高级总监负责开源咨询服务的格雷格·奥尔森（Greg Olson）执笔。他写道，“包庇型许可证的风险很小”，而 GPL 和其他 Copyleft 许可证则是“限制性许可”和“病毒性”：
最包庇的许可证几乎没有风险和很少的合规要求。这些许可证包括BSD和MIT等，它们要求最少。而到了 Apache 和 Eclipse 公共许可证的则更为详尽的解决了捐款，专利和赔偿问题。
处于中间的则是就是所谓的“弱病毒许可证”，它们需要共享对原始许可代码的任何更改，而不是共享与之相关的原始开源代码链接或以其他方式绑定的其他源代码 。这个类别中最受欢迎和经常遇到的许可证是 Mozilla 公共许可证和创作共用许可证。
限制性许可证对于重新分发或分发软件的公司来说是最具法律风险和复杂性。这些许可证通常被称为“病毒”，因为与使用该许可下的软件组合并分发的软件必须与这些许可证条款兼容的许可证形式提供源代码。这些要求对保留专有软件权利构成严重风险。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PL）是这个类别的原型，而这也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开源许可证。
虽然他的观点足够准确，并反映了我在本文中已经写过的内容，但他使用的术语表明，基金会蔑视 GPL 和其他 Copyleft 许可证。
有关这个问题，Linux 内核的创作者 Linus Torvalds 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Linux 基金会在去年多伦多举办的 LinuxCon 上，Torvalds 关于BSD许可证的意见时探讨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如果你真的想创造更大的东西，如果你想围绕它创建一个社区，BSD 许可证不一定是个很赞的许可证。
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很不错，但是当你要去寻找外部开发者，而这个开发者会觉得这个项目被一个大公司保护起来的时候，会遇到很大麻烦，他们会说“嘿，这是个 BSD 许可证，我们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因为版权让我们做任何事情，并允许你做任何事情。“但作为一个外部开发人员，我不会得到什么报偿，因为我喜欢，”哦，这个大公司会利用我；而 GPL 说：“是的，公司可能很大，但没有人会利用你的代码。它将保持自由，没有人可以把它从你身上带走。“我认为这对于社区管理来说是一件大事。
最开始的时候，这（Linux内核）并不是我个人的计划，但是多年来，我确信 BSD 许可证对于你不在乎的代码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我要写一个库程序我会用 BSD，我只想说“嘿，这会对所有人有益，我不会维护这个”。所以我会把它放在 BSD 许可证下。
我不是唯一反对奥尔森文章的人。自由软件基金会执行董事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在当天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此文章的推文。“我期望在很多网站上看到这样的文章，但不是@linuxfoundation”。他又发推文“Copyleft 并不是‘更具风险’的许可证，而包庇型许可证允许专有的重新使用，反而使得‘专有’许可更复杂且更有风险。”
自由和开源软件（FOSS）倡导者和作家 Simon Phipps 也对奥尔森的文章做了批评，他通过 Genius 网站发表了点评版，并推荐人们添加自己的评论。在回答 Brian Proffitt 的转发时，他说：“看起来黑鸭子软件公司（Black Duck，由微软创造的公司，对开源的推动做过一些贡献，但专注于商业开源，受到很多批评——译者注）使用 FUD 手段（Fear, Uncertainty, Doubt，意思为惧、惑、疑——译者注）反对 copyleft 许可证已经在 @linuxfoundation 上找到了一个新的家。
Linux基金会处理善后的做法可能比文章本身更值得玩味。他们不是承认这篇文章“用错了词”并开启一个围绕这篇文章讨论——这更符合“开源的方式”，而采用了一个类似于鲍尔默时代微软用过的做法。他们不加评论的悄悄删除了公众对这篇文章的访问权限。
所以这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拭目以待把。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透明度。
关于 Linux 基金会删除的这篇文章，可见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323185715/https://www.linux.com/blog/learn/chapter/open-source-management/2017/3/5-legal-risks-companies-involved-open-source-software-development